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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往中的文学翻译

 文学与翻译

  翻开汪洋浩瀚的世界文学史,从《荷马史诗》到《尤利西斯》,从莎士比亚到普鲁斯特,从古希腊悲剧到湖畔派宣言,从在文学史被重新读解和诠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从萧乾、朱生豪、田德望等一位又一位被学界誉为“站在大师背后的传道者”……世界文学的历史无疑也是一部文学翻译史和文化交流史。

  诚如博尔赫斯所言,伟大的作品根本就不会因为翻译而失去其伟大,“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然而,由于语言与文化的隔膜,文学却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即文学中的完美翻译似乎从来没有达到过,就像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时在“缀言”里所感叹的,“一个译本无疵可指,处处精确,仍然可能是坏译本,不堪读。”打个不太贴切的比喻,文学翻译也“若烹小鲜”,加工得过了,营养就会丢失一些;而加工得不够,则会显得生涩,一言以蔽之,分寸很难把握,严复先生倡导的“信、达、雅”其实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境界和尺度。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文化间的沟通与互动成为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正成为加强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重要纽带。”2002年7月15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时曾经对对外文化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往事业中的重要一翼,愈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在此,我们邀请了汪剑钊、张华、董强三位分别从事诗歌翻译、跨文化研究和法国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就此进行讨论,以飨读者。

  ———编辑 李舫

  影子的影子

  汪剑钊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过这样一句话:“诗歌就是那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这几乎宣判了诗歌翻译家的死刑,同时也道明了诗歌翻译的艰难和翻译者的尴尬。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这门艺术中,诗歌被公认为最讲究语言的艺术,亦即最能体现语言之微妙的艺术;因此,它常常被世人称作“文学中的文学”。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存在着弗洛斯特所称的不可译性:任何一个译者都无法原封不动地把一种诗歌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诗歌语言。

  但是,随着世界各民族间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扩大,翻译已经成为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而诗歌翻译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两难的处境下,译者势必要作出某种取舍,对原诗释放的那些高密度的信息进行梳理,寻找并首先传达该诗最应该传达、最有可能传达的那部分信息,譬如,原诗在语义上有过人的表述,译者就应该着重进行语义的转换;原诗在语词搭配上有创造性的组合,译者就应该积极地予以引进;原诗的重心在意象、比喻的新奇上,译者就应该把注意力倾注在意象和比喻的复现上……然后,再来考虑其他信息的转达。

  在当今的读者乃至诗歌界人士中间,有一种看法颇具代表性,那就是认为新诗由于不再讲求格律,不再押韵,不再注意平仄,丧失了琅琅上口的优势,以至于丧失了诗歌的音乐性,同时也丧失了诗歌的美感。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陈旧和保守的观念,它忽略了新诗相对于旧诗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优势,诸如:流畅的语感,准确的表情达意,自然的节奏,自由的文字组合,等等。随意搭配句子,拼凑出讲究韵脚、合乎平仄的规则,似乎也可以“做”出诗来。可是,在这样的“诗”中,人为的节律往往破坏了自然的节奏,其后果就是诗意的流失。

  我们知道,就诗歌翻译的目的而言,它首先应该为我国的诗歌创作提供某种借鉴,这项工作的进行和完成,应该有利于推动中国诗歌的繁荣,新诗发展的历史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正如新诗创作应该追求自然的节奏、自然的韵律,我们在诗歌翻译中也应该提倡一种自由的、开放的风格,不局限于对原诗在字词方面的刻板对应,也不对原诗的格律作机械的移植,注意捕捉内在的神韵,以自然、流畅为准则,力求在更本真的意义上译诗为诗。如果经过了这样的语言转换之后,读者见到的译诗仍然可以被确认为是一首优秀的诗歌;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诗歌就是那经受了翻译考验的东西。当然,这有赖于我们的翻译工作者传达了可以传达的信息,留住了可以留住的东西。

  套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说法,如果说文学是生活的影子的话,那么,文学翻译便是“影子的影子”的最恰切的例子。正如现实中光亮对于影子所起的作用一样,翻译对原作的投影也与自身的光亮有关。要想提高这“光亮”度,首先便需要译者自觉地提高中外文的修养和不断打磨自己的艺术感觉。对于诗歌翻译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文化:本色与褪色

  张华

  文化的世界******************往与互动已成为当代文化的基本特色。在英国大学的课堂上,争论得最激烈的不是全球化的可行与否,也不是全球化的得与失,而是在全球化作为一个势不可挡趋势的前提下,何以通过人类的最大努力,使其走向综合,规避单一,从而扮演一个集合各民族多元文化优势、带有多样化特征的角色。因为,文化的交往与互动不应是某种文化“化”掉另一种文化,不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全盘接受、囫囵吞枣,更不应是文化的侵略或殖民,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在这一全球化文化运动中担当重任。

  本色文化的褪色很难避免。文化的褪色除了自身演化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征的消退外,还应包括不同文化交融过程中本色文化特征的消失。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隔绝甚至连共存共荣都已经不太可能,而文化的全方位多向度交流、相互影响以及吸收、融合已是必然和不争之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无论是文化的介绍、理解和吸收,还是文化的比较、筛选和交融,都离不开翻译。事实上,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一直起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桥梁和媒介作用,而且,近些年来,伴随着日渐强烈的文化比较、文化矛盾、文明冲突和融合趋势,翻译学已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应运而生,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从事翻译工作和翻译学研究的学者不仅注意到翻译与语言学、语义、语篇的联系,而且更有学者提出“文化语境”和“跨文化交际”的翻译概念。对文化背景、文化知识特别是文化差异的了解和把握越来越成为翻译过程中难以忽视的问题,“信、达、雅”翻译目标的实现不仅仅依赖于译者语言功底的深厚程度和语言技巧的运用能力,而是更多地有赖于译者对双方(有时甚至是多方)文化内蕴的理解体味程度和能力。

  比较文化中的翻译,关键看对文化的体验和理解。不但要保证源文本文化底蕴本色的原汁原味,避免翻译过程中文化韵味的褪色,而且要做到译文文本的本土化,即切合本土文化。诗歌的翻译常常被认为是最困难的,但困难不在语言的压韵和格律,主要在反映出其文化内蕴。比如,翻译霍布金斯、叶芝、柏恩斯和艾略特等诗人的英文诗歌,除了要了解整个英国文化的历史,甚至还需要深入领会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等不同民族各自的文化特征,同时还要深谙中国文化的底蕴,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化功底,是很难译好的;再如,在英国非常流行的伴有音乐的幽默对话《At the Drop of a Hat》(一触即发),就像我们中国人的相声,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很难感受到中国相声的幽默感,同样,对英国文化没有深切的了解,也是很难翻译出英国幽默之诙谐调侃趣味的。

  当然,译者对源文本的翻译过程甚至读者对翻译文本的阅读过程都是一定的再创造过程,再创造要力求保证原文化本色,不仅要求译者的文化功底,同时,阅读者也只有具备了对双方文化的一定了解和理解,才能感同身受。

  文学翻译及两个比喻

  董强

  翻译主要是实践,因为衡量翻译好坏,不看它是否符合某种理论,而是感性的:总有那么一些(哪怕一个)“明眼人”可以在几个译本中看出孰优孰劣。所以如果有一种可以接受的翻译理论,一定是种“实践理论”;如果一定要有哲学指导,一定是种“经验哲学”。

  翻译是传播。传播是它的存在理由,所以任何对翻译的考察都要围绕着它;翻译是件语言的事情,但又不仅仅是语言学家们的事情。尤其是文学翻译,涉及的是文学,也就是艺术,所以文学翻译的问题与别的艺术相比会更清楚:如与绘画相比;与音乐相比。

  与绘画相比:以前以为翻译最接近于中国人所擅长的临摹,后来觉得不妥。翻译最接近的是版画:版画之于原作,正如译本之于原作。拉斐尔跻身文艺复兴的三巨头,有一重大原因是他传播得最远,即他的作品被制成版画的最多。翻译是传播,所以像版画。版画不可能完全临摹原作,但通过版画可以推测原作,而且版画可以同样是艺术品,当原作丢失时,版画成了唯一的艺术品,我想这是译者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在原文版不在场的情况下,译本就是唯一的艺术品,是原作的代表。作家有时也翻译别人的作品(如波德莱尔),正如画家可以同时也是版画家(如伦勃朗),所以人们对版画的要求,就是对译本的要求:它让我们可以把握原作的精髓。不可能在色彩上、细腻处完全相同,但总体把握一定是一样的,而且细节处(线条、色彩与阴影等)可以同样灵活、丰富。所以文学翻译是把握整体形状的艺术,即抓住整体文学意象的艺术。

  与音乐相比:以前以为原作就好比乐谱,每一个创作与翻译都是对乐谱的演绎。现在觉得:作品其实是已经具有物质实体的、被演绎的乐谱,即已经被一种或几种乐器演奏出的乐谱:小提琴、钢琴或交响乐,等等。因为原文的语言并非抽象的乐谱,作家把握一种语言,正如已经把握了一种乐器;译成另一种语言,就是用另一种乐器来演奏:原先用小提琴奏出的,如今要用钢琴来奏。乐器与乐器的特色不同,正如各国语言间也各有特色:法语华丽,汉语感性,等等。所以乐调一定要把握住,但细腻处不可能完全相同,乃语言特色不同使然。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译”,是因为所有的乐器都可以奏出乐调旋律来,哪怕是电子琴(世界语)。而文学作品之“不可译”,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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