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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做一辈子翻译 没得过什么便宜

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前,人们提起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时,总会特意加上一句“最早将卡夫卡和福克纳介绍到大陆的人”。

而诺奖名单公布后,李文俊24小时内竟接了100多个电话,在公众眼中,他突然变成了“翻译门罗的人”。

到目前为止,门罗在大陆只出版了一个中译本,即李先生翻译的《逃离》。据说,因为诺奖,它又加印了40万册,可除了当年千字100元的稿费外,李先生并无寸得。

这,就是一位翻译家的无奈与茫然,83岁了,为翻译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李先生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只有我们的孩子们才有权力来评价这其中的得与失,才会以异样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时代的怪异与粗鄙,我想,他们将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一代人的冷漠、势利与恶趣味,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人是命运港湾中的一条船,回头看时,一切恍如游戏,而身在其中,谁也无法真正觉醒,过去的一切,终将飘逝,而其中的辛酸故事,却指向了永恒。

旧杂志熏陶出的翻译家

我1930年生于上海,爸爸在怡和洋行工作,他不是个头脑机灵的人,但老实肯干,从练习生一点点做起来,洋人对他很放心。

抗战时,日本人占了租界,洋人都被关到浦东的集中营去了,爸爸无事可干,就天天带我学英语,他也不讲什么语法,就是带我读梅特林克童话的英文版。

爸爸有时会去集中营看望老板们,帮他们做点事,那时我还小,只记得那些英国人挤在一个大仓库里,各家用床单隔成单间,还挺在意隐私权的,但那么多人住一起,洋人的体味又重,实在是太难闻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抗战胜利后,洋人们卷土重来,爸爸被重用,他负责茶艺部,主要是向英国出口红茶,工作挺轻松。

那时上海滩美军军舰很多,美国兵喝醉了酒就胡闹、怪叫,各大报摊都有英文杂志卖,过期的就放在地上,非常便宜。我哥哥英文好,常买来看,我也跟着看,慢慢对英美文学产生了兴趣。

金圆券让国民党人心尽失

回到洋行后,爸爸月收入有400元,比一般中国公司的职员高七八倍,那时家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抗战,我哥哥没能念大学,后来进怡和洋行当练习生,以后自学音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做了小提琴手,我姐姐则毕业于上海音专,我们家里艺术氛围还是比较浓的。我母亲虽是中学学历,但她的那个学校水平非常好,毕业后她考上了美专,第一天去上课,发现班里只有她一个女生,觉得很别扭,第二天就离开了,实在很可惜。

上高中时,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分左中右三派,倾向国民党的同学看我家境还可以,是个小少爷,也想拉我过去,找我做过工作,但那时我已经看了一些进步杂志,比如《生活》杂志等,思想上同情共产党。不过,我从小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多读书。

到后来,绝大多数上海市民都开始对国民党不满了,这主要是金圆券闹的,此前虽有通胀,但日本人在的时候也一样,大家总能对付过去,而金圆券让中层以下的人再也熬不下去了。在洋行工作的还好点,工资发的是美元,不受影响,可普通百姓受不了,都希望国民党赶快跑了算了。

组织生活原来这么凶猛

1948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解放后,像我们家这样没有国民党背景的,基本也没受什么冲击,几年后,怡和洋行支撑不下去了,部分迁到香港,部分被新中国接收,成了进出口公司,爸爸在那里继续工作,但工资没那么高了,新领导让每个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爸爸看科长都写得那么低,也不敢多要,只好写了个更低的90元。那一段家里的生活就比较困难了,好在我们都已工作,可以接济一点,总还不至于饿肚子。

1952年,我大学毕业,同班有办法有门路的人都留在了上海,剩下的人被集体分配到北京,先在培训班里学了8个月马列主义和新闻业务,田家英、叶圣陶、黄胄都来给我们上过课。

在培训班里,有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过组织生活时,大家讨论一个同学入团的问题,我对他不太了解,就表示弃权,结果一些人怒不可遏地指责我,说这么庄严的事,作为一名团员怎么可以弃权?既然组织已经考察他了这么久,你不了解他,就应该无条件地相信组织。

我只好表示同意,可心里觉得,表达自己看法有什么错?干吗这么凶?从那以后,我对政治更不感兴趣了。

培训完,我被分配去作家协会,在《人民文学》杂志当助理编辑,几个月之后,被调到《译文》杂志,即《世界文学》杂志的前身。

从上海到北京,我倒也没觉得怎样,那时家里条件一般,住在里弄很小的房子中,特别挤,北京毕竟文化底蕴厚一些,上海洋气,但附近没有山,当时污染严重,苏州河都是黑的,我觉得能到北京也挺好,没什么抵触情绪。

一辈子不愿意随大流

好容易到了单位,却是三天两头政治运动,正常工作秩序常常被打乱,我也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其实就是斗人。

我上大学时,曾被派去安徽一个农村搞“土改”,那里地主也很穷,和农民差不多,可非说他剥削,让贫农们开会批斗他,控诉了半天,都是些曾经骂过人、欠半升粮食之类的小事,斗完了,就直接把地主枪毙了。行刑前,地主的鼻涕拖得老长,看上去很可怜,大家自发去围观,以证明自己立场坚定,不怕看枪毙人。枪声一响,地主的脑浆都给打出来了。

经过这次事,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什么教育,在那个年代里,我始终不愿意随大流。后来历次运动与我关系都不大,“反右”前,领导让我给党提意见,可我实在提不出来,所以也没被划成右派,“文革”时受了一点点冲击,但我排得太靠后,没吃过太多苦头。

后来到了农村,那也没办法,整个单位都下放了,谁也跑不了。干了点农活,但怎么也比不上老乡们干得多。

三分之二的时间被荒废

“大跃进”时,我曾被派到村里办“小高炉”,可我们谁都不知道“小高炉”是什么,不过是从老乡家收来铁锅,炼成铁坨子,质量还没原来的好。那时这种怪事太多了,农村木匠作坊里,本该技术好的老师傅说了算,却偏要从徒弟中培养党员,让外行来管内行。

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在北京一样吃不饱,饿死人倒没见到,但浮肿的人很多,后来可以买高级糖了,我夫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有一点金戒指之类,都拿出来换成钱去买糖了,算是能对付过去。

可以说,从我开始工作起,到“文革”结束,三分之二的时间不能干工作,只能偷偷到图书馆借书看,到“文革”后期,各基层单位的抵抗渐渐强了,上面搞运动,下面拖拖拉拉,就是不落实,上面也没办法,你总不能把大家都给撤了吧?

卡夫卡的书是“反面教材”

上世纪50年代时,还能做点工作,但所谓世界文学范围很小,开始还有社会主义阵营,后来他们都“变修”了,作品也不能再介绍了,只能介绍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的作品,此外是介绍一点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还不能太出名,比如《红与黑》这样的就不行,算是“腐蚀青年”。这么对付了几年,到后来连这也对付不下去了,《世界文学》杂志干脆停刊。

“文革”结束后,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期,发表了我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当时,同时配发了一篇1万多字的批判卡夫卡的论文,由我、我夫人和叶廷芳三人凑了一万多字,这叫“批判性的介绍”,后来我建议上海译文出版社内部出版卡夫卡的作品,打出来的旗号也是“作为反面教材”。

没办法,当时大环境就是这样,后来就越来越好了。

年轻人不爱严肃阅读是世界潮流

今天年轻人不爱读外国小说了,我觉得任其自然,不看就不看,在世界哪个国家,都是不看经典的人多,但也总有喜欢文化喜欢思考的人,在大学毕业生中,如果有1%的人喜欢看外国文学,这也就不少了。

现在竞争激烈,大家都在忙“有用的事”,这也没关系,等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就会觉得空虚,等有了钱之后,你就会特别想知道世界和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于严肃阅读,号召也没用,当然,你们作为媒体应该尽量呼吁,但我觉得不大可能改变世界的潮流,今天美国年轻人也不看严肃小说。

只能等出版社良心发现

如今翻译的收入确实比较低,可这种事国家也没办法,也搞不懂谁在认真做,谁不认真,我干了一辈子翻译,没得过什么便宜,晚年给了个荣誉学部委员,也就是多个书报费,偶尔有点补贴,没什么大变化,该住多大房子还住多大房子,该拿多少退休金还拿多少退休金,这也挺好,我不希望让别人侧目而视。

说提高翻译稿费标准的人很多,可现在不少出版社也在抱怨快关门了,它们也很少有赚大钱的。就算赚了钱,也主要是靠翻译畅销书,可那种书比较好译,不需要译得好的人才去做,真正难译的是经典之作,却又没市场。总之,对目前的情况,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

以《逃离》为例,原本也就印个1-2万本,人家一次性支付翻译费,按千字百元标准,算是够给面子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给的稿费只有千字60元,那时我也不懂,以为卖不了多少。现在加印了这么多,人家一声不吭,我能怎么办?我也83岁了,犯不上为这种事大动肝火,咱也就只能等着别人良心发现呗。

门罗也写出了中国留守父母的痛

我对门罗一直比较看好,我担任过加拿大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去过那里3次,知道门罗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所以别人让我译《逃离》,我一点也没犹豫就接下来了,此前我还主动翻译过她的《熊从山那边过来》,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并收入我的译文自选集中。

门罗的小说比较低调,不摆出高深莫测的样子,善于刻画小人物,展现他们表面快乐、内心辛酸的形象。在门罗笔下,命运不可捉摸,可能因为一场激情,人生的轨迹就改变了,《逃离》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女儿说走就走了,而母亲却不敢搬家,怕收不到孩子的来信,这种情感今天中国人也普遍存在,孩子出国了,父母等不到他们的消息,仿佛从没有过这个孩子一样。人生难以预料,这是人类普遍的痛苦。

遗憾的是,我从没见过门罗,每次到加拿大,我都泡在图书馆中,忙于收集福克纳的资料。门罗比我小一岁,我们都得了心脏病,但她比我还惨,我好歹没动手术,她还动了手术,可能无法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了。

阿特伍德太嚣张

一次阿特伍德在台上演讲,我在台下看到过她。很多人觉得她今年没获诺奖,感到很遗憾,其实她还年轻,有机会。

与门罗相比,阿特伍德有点嚣张,咄咄逼人,她是个女权主义者,我同意女权主义,但适可而止,男人也挺可怜的,不能把什么事都怪到他们身上,不少女人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是不是也应该自我检讨一下呢?

阿特伍德比较激进,在一些组织中任过职,诺奖已经给了女权主义者很多次了,这次也可能是想杀杀阿特伍德的锐气吧。

加拿大小说有乡土气息

整体上看,加拿大的小说太像美国小说了,这既赚便宜也吃亏,不过仔细阅读的话,加拿大文学还是有自己特点的,即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充斥着淳朴的乡情,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多,不像美国那么都市化,比如欧茨笔下就多是变态人物。

我不喜欢看太高超的小说,因为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哲学,看不懂,我也就配看看门罗,其实,类似的作家在英美文学中不罕见,比如美国的薇拉·凯瑟,他们可能不算第一流,但每个飞机场里都会摆放许多他们的书,这些作家不写太深刻的东西,带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小说太高深了,就看不到普通人了,我喜欢了解普通人的生活。

心脏病发作不怪福克纳

我这一辈子翻译的东西不算多,加起来大概不超过400万字。

翻译《押沙龙,押沙龙!》时比较辛苦,导致心脏病发作,其实,我也不愿意心脏病发作,这也不能怪福克纳。我在困难时期挨过饿,后来比较贪嘴,导致身体偏胖,不像现在,能维持在60公斤以下,那时走路都气喘,一直也没很好地检查过,那一段时间又比较累。

医生给我电击了五次,心脏才恢复跳动,第二天我醒来时,浑身插满了管子,儿子问我吃点什么吗?我说吃点吧,他跑到医院对面的城隍庙小吃连锁中,给我买了茶叶蛋,这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儿子还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下巴,他对我从没这么亲热过,我当时想,这也就不亏了。

病情好转后,这些年又翻译了一些书,多是比较好玩的东西,比如《小熊维尼》《秘密花园》,我还是挺喜欢看这些儿童读物的。

后来翻译了《老人与海》,虽然它的中译本很多,张爱玲就译过,但她自己并不满意,说文里文气,缺乏阳刚之气,余光中也翻译过,他自己也检讨是“戴了手套干的这活”,我按自己理想重新翻译了一遍,得到一些网友的肯定,说比张爱玲译得好,既然有人表扬我,我当然挺高兴。

注:李文俊,祖籍广东中山人,1930年生于上海,著名翻译家,最早将卡夫卡、福克纳的作品翻译到大陆的人,1994年获中美文学交流奖,妻子张佩芬是德语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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